德簡書院

封面圖左二即為李文珍老師，2005年訪台時與藝術文化界朋友合影

1990年9月的《中國音樂》第3期，創辦了一個由王鎮華、修海林、李文珍主編的新的欄目——“中國傳統音樂采風與心得”。此後至2001年，共刊載24期。107篇文章。1994年八月中國文藝公司出版了由王鎮華、修海林、李文珍主編，薛良任責任編輯的《中華音樂風采錄》。一書收錄有43篇文章。此書實為專欄的外延，二者共發表150篇文章。

這些文章，既有原本出自上世紀40年代初延安音樂家對中國民間音樂研究以思考的要文，又有當代從事《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間曲藝集成》工作的音樂學者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對真知的表達；既有70年代至90年代於民族音樂學領域新有作為、嶄露頭角音樂學者實地調研的認識成果與心得，又有一批長期深入民族音樂生活、從事采風調研地方民族音樂工作者的切實收獲與體悟；既有對民族音樂研究和實地調查在研究方法、形態特征等方面有深入研究的探討，又有從民族音樂的保存和當代文化建設和發展的關系作多向文化思考的闡述。

其中音樂史研究與民族音樂研究，也因對中國民族音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考，而在“中國傳統音樂”這一概念下達成了一個共時與歷時交織的語境。這些文章，既有來自海峽對岸台灣音樂家與文化學者的賜稿，又包括有漢族、蒙古族、侗族、彜族、達斡爾族、回族、滿族、朝鮮族等少數民族音樂家的撰稿，也有在中國留學的韓國學生撰稿。更有一大批長期在民族音樂調查研究一線、幾十年如一日長期浸泡在民族音樂原鄉的地方民族音樂工作者的饋贈。這些成果，既有殫精竭慮之作，又有長期感悟之果；既有往事回憶、又有當下記述，雖敘事文體不同，關註角度不同，但無不顯示因一個專欄、一本專書而呈現、發聲，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存在、發展與民族音樂生存本身存在的危機，具有擔當和抱負的學術群體的自覺意識。這是只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困惑乃至冏境，才體會得到的一種可貴。而促使這批音樂學術成果形成、匯聚的第一推手，正是王鎮華先生。

在我接觸有限的台灣學者中，以學者型的居多。若就典型性而言，林谷芳先生可謂遊走世間的禪者，王鎮華先生則可謂實踐孔學的儒者。王鎮華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傳承，有一種真切而自覺的寄望和擔當。

他在1988年赴西安參加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五屆年會時，為那些長期從事民族音樂調查研究工作的代表們的發言與成果而感動，提出“讓我們真有體會的人把心得留下來”的建議。並在返回台灣前，委托李文珍老師以“中國傳統音樂采風與心得”為主題，或以專欄、增刊，或以出書、雜誌的方式來發表這些心得，並出資支持。

經過李文珍老師的努力，並獲得《中國音樂》薛良先生的支持，此事最終以專欄的方式實現。

辦專欄前後，王鎮華先生對人生做出了一個重要的選擇——離開大學辦書院。他辭去了中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職，以“準備喝稀粥”的態度，於民間創辦德簡書院。雖然在中原期間他積勞成疾，離開大學教職後，家庭收入並無保障；但他對專欄、專書的資助，始終不渝、竭盡全力。被其精神所感動，台灣音樂家胡金山也曾為專欄提供資助。

王鎮華先生為何會作出此項常人難以理解的選擇？王鎮華在其撰寫的短文《〈德簡〉書信》中，講了三條德簡的基本精神，可以簡括為：“中國文化的基調在主體成長的實踐”而非“概念的思辨”。“主體成長是屬於自我人格完成的人格問題”。人格與人權“兩者雖有關，但層次不同”，“人權是人生存之必要條件，但人格畢竟是人權之所自與所歸”。“儒家的當下實踐，自己做人，對周遭自有一種影響力”，”“自己真在做人，對別人自有真切的影響，媒體時代尤然。”

當時讀之，內心即有一種震撼。今日思之，可以說，王鎮華先生在舍棄了大學中的世俗功利、名利之後，履行了理想中自我人格的歸宿與實踐。

在中國新儒家的當代實踐中，身處台灣的王鎮華先生，以難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孤獨乃至孤寂，猶如空谷幽蘭，而為眾多向往承受中國文化品格精神沐浴的君子所讚賞！

對專欄的內容，王鎮華先生簡潔的表達是，“客觀的調查記錄，要；主觀的心得體會，更需要。”並表示，“完整的調查報告我們應刊登，當然長期積澱的心得更是結晶。”

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一是當時刊物能夠提供的篇幅有限，難以容下田野工作完整的調查報告。二是專欄設計之初所面向的，是來自基層、長期從事民族音樂調研，實有心得的民族音樂家。

而當時民族音樂學專業的研究生教育起步不久，更何況田野工作本非走馬觀花能為，年輕學子尚需積累。當時的大環境，如黃翔鵬先生在為此專欄寫的“前言”中所說，“可惜除掉很多身在基層、肩負‘民族音樂集成’地方卷工作的同志們以外，現在已經少有研究者真能足踏實地、長期地或深入地從事采風活動了。”因此，我們將專欄的組稿，主要面向那些長期或深入進行民族音樂調查研究的學者身上。

王鎮華先生曾說，“科學的論文還是要寫，但是那是一種價值，寫心得是另外一種價值，兩個不要矛盾。”他還說：“用西方科學論文的標準來看中國的藝術，一篇論文也沒有哇。我每次講到這裏就很痛心，至少應該中西的學術方法並重。我們不要用一個來排斥一個。”

黃翔鵬先生也說過：“很有些人以為現在是‘信息時代’，一伸手就能弄來好些材料，頭腦靈活一點就能‘創’出某種新鮮‘學說’，何必艱苦跋涉、歷時費日地去做這種笨功夫？！”黃先生對這個欄目的寄望是，“也祝願這個專欄能夠更多地收到閃耀著實踐光芒的好文章；祝願這些文章真能成為錄音錄像之外的‘錄心’材料”。

雖然隨著學科、教學的積累和進步，特別是研究生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但是即使如此，專欄的論文，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對地方民族音樂的體悟和感受以及對當地民族音樂的認知，真不如那些長期在地方基層從事民族音樂調查研究的老師。專欄中的許多文章，雖然其學術語言沒有那些新的學術標簽術語，但是從那些平實而樸素的表達中，卻能夠讓人從中搭到研究對象的文化脈搏而知其脈像。真有學科眼光和田野工作經驗的學者，也會從中發現許多來之深度體驗和感悟心得，以及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記實性記錄與概括提煉。

辦專欄期間，我與李文珍先生交往自然增多。那時聽她談的最多的，就是民族音樂教學中的感情問題。她的教學，都是以“情”為動力，亦因此“情”而感動學生，在學生心中種下熱愛民族音樂，乃至建立以民族音樂的傳承和發展為已任的價值觀。

關於音樂教育中的情感問題，與專欄的組稿相關，我們曾收到一篇實為書信的特殊稿件，就是刊載於《中國音樂》1996年第4期吳世忠先生撰寫的《我與南音——致修海林、李文珍老師》一文。

這篇文章的起因，是當時我們正關註學校藝術教育中的民族音樂傳承問題。吳世忠老師的“南音進課堂”，也得到趙沨、李西安、黃翔鵬等先生的肯定和支持，因而很早就進入我們的視野。這是他對我們約稿的回信。

吳世忠老師的這封信，雖然並非論文，但卻是一篇難得的心得，記錄的是“南音進課堂”這一學校民族音樂傳承實踐的真實狀態，本身就是一份珍貴而特殊的“田野”記錄。這篇文章，我們視為專欄的“余音”。

從南音教學的角度來看，吳世忠先生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是情感、態度、價值觀皆具，這正是教育的成功。正如黃翔鵬先生所指出的，“不知道知識難、學問難而見識更難，對傳統藝術的理解，在見識之上還更有一個出自精神狀態的內心體驗問題要算最難。”吳世忠老師的南音教學成果、他那與生命合為一體的心得，在指標性評價體系面前，既不學術，也不規範，但其中卻包含著毫無半點虛假的教學成果。這篇成果對於南音進課堂的生存環境、人文價值乃至教學形態、存在問題的揭示以及文中記錄的那些生動事例，對“南音進課堂”這件值得關註的文化事項，從對現象、價值的認知到揭示其文化功能，以及所帶給人的啟示，也是許多學術論文無法取代的。

創設這個欄目的時代，做學術研究，少有甚至沒有科研經費的支持。而當今的時代，缺的不是科研經費，而是老實的“笨功夫”和深度的體驗和感悟。“中國傳統音樂采風與心得”一個欄目、一本專書的積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共中的一些學術成果，至今仍有較高學術價值。支持這個專欄創辦的王鎮華先生，以及當年不計報酬而為專欄、專書提供其傳統音樂研究成果和心得的眾多先生，或仍健在，或已作古，但他們對中國傳統音樂的那份付出和厚愛，值得我們今人乃至後人致敬、感恩